煤降价遭遇电过剩 山西火电年内彻底扭亏难

所以婚礼实际上是非常隆重地告诉双方，你们的身份变了，你们的责任变了。

（《孟子·尽心上》）对于生长在现代优裕生活环境中的青少年，尤其需要有这种自找苦吃的自我修养精神，否则是担负不起未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建设任务的。三 孔子儒家学说中不为物役的人文精神，则大量地体现在他们有关心性道德修养的理论中。

因此，儒家所讲的修养论中，同时也包括了文化知识、文学艺术、职业技能，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规范等的养成和提高在内。在实践上以先义后利、重义轻利说为主流，部分思想家将其推至极端，而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说。而且，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这种国民素质的提高，应当是一种全面的提高。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这就是人类与其他万物，特别是动物（禽兽）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这样，每个人的自由度越大，相互间发生矛盾的概率也就越大，制约也就越多。如《尚书·泰誓》中说：惟天地，万物之母。实际上这一点，早在明代的湛若水就曾说过：诸生读《大学》须读文公《章句》应试。

至于切已用功，更须玩味古本《大学》，湛氏此言可谓发了清儒的先声，只是在当时并未形成规模效应。在后经学时代，如何让古老的经典重新焕发新的经世致用的生命本色，如何防止经典诠释变成纯粹的文献研究，如何重建我们对经典的信仰，清代的《大学》诠释的特质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典范。而在宋、元、明、清理学发展的四个时期，清代无疑是《大学》诠释史上大师云集，著述宏富，学派林立，新见纷呈，成就斐然的一代。也就是说，《四书》之《大学》仍然称雄科场，而《礼记》之《大学》则虽有官方支持，但并不具备足以取代《四书》之《大学》的实力。

故在明代阳明心学最为鼎盛的中晚明时期，改本数量最多，可谓冠绝一时。这就将《大学》在理学史当中的肯綮地位提解出来。

孔子曰：‘来百工则财用足，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晚清的皮锡瑞将清代经学划分为三个特征明显的时期：以汉宋兼采为主的清初、以汉学为主的乾嘉时期和嘉道以后，以今文经学文主的时期。其学术特质主要有： 《礼记》之《大学》与《四书》之《大学》并行 《大学》原本属于《礼记》中的一篇，后在朱子那，与《论语》、《中庸》和《孟子》合刊为《四书》，并随着朱子学上升至官学地位，《大学》亦随同四书成为家弦户诵的经典，以至出现毛奇龄所谓的朱子有《大学》，五经无《大学》的学术局面。改本《大学》数量较少 古本《大学》虽年代较之今本《大学》为早，但比较吊诡的现象则是，它引起学界的关注则是在朱子今本《大学》之后。

这与同属四书的《论语》、《孟子》稳居科场和学界颇为不同。君子学以致其道，《礼》称火化之功用，《易》述十卦之制作，子贡欲用桔槔，夫子特短右袂，圣门论财用，未尝斤斤于理之而不能生之也。但必须指出的是，《礼记》之《大学》的出现，并未取代《四书》之《大学》，反倒是形成相峙并存的态势。明代的祝允明指出：自宋以来始有四书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议。

可见刘古愚对西方知识、器械并不反对，而是主张变通以为我用。但由于没有出现一个权威的注本（包括《礼记》在内），《大学》、《中庸》仅仅是在形式上重返《礼记》而已。

而这一情形到明代的时候有所松动。三为道光中叶至清结束。

更为准确地说，是到明代中期阳明心学崛起之后，不仅古本《大学》引起重视，同时改动《大学》文本亦迎来推崇和研究的高潮。要之，经典诠释既面向过去，亦面对当下，是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枢纽和津梁。龚书铎主编的《清代理学史》则将清代划分为三个时期：一为顺康雍时期。就清代而言，明清之际和中晚清的《大学》诠释其经世致用的诠释面向最为凸出。而到清代，考证之学兴起，学者尊注疏、复古本，力主《大学》归返《礼记》，因之清代虽有改本，已非明季之盛，主要有胡渭改本、惠士奇改本、甘家斌改本、宗稷辰改本、章钧改本等八种，可见清代《大学》改本数量远远不及明代。《大学》诠释阶段性特征明显 一般而言，对于断代学术史的理解和把握，不约而同地会关涉到学术的分期问题。

无论如何，《礼记》之《大学》与《四书》之《大学》双轨并行确是清代《大学》诠释史上的一个特色所在。仅台湾学者李纪祥考证的两宋以来的主要改本就有46本，而在这众多版本中，占主导地位的无非是古本《大学》（郑玄）与今本《大学》（朱子改本）。

基于此，有清一代，虽然今本《大学》依然保持官学地位，但古本《大学》却成为士子从事学术研究的文本，颇有科举法今本，研究宗古本的分裂之态。二为乾嘉及于道光中叶。

如宋翔凤在诠解《大学》时，遂释‘格物为‘器车‘河图‘膏露‘醴泉等物，以傅合《公羊》家著治升平、文成致麟之说，刘古愚在诠释《大学》亦有类似做法，在诠释《大学》第九章时道：生财则须以人力补天地之缺陷，如羲农以至尧舜之所谓则可也。而后明清之际的郝敬、陈确、王夫之等在祝氏的基础上迈出实质性的一步，直接在其礼学著作中全文录入《大学》，尤其是随着乾嘉汉学的兴起，《大学》璧回《礼记》蔚然成风，且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纂、刊行的《礼记义疏》直接收录《大学》，可谓是从官方的角度肯定了《大学》返归《礼记》的主张，其所产生的蝴蝶效应，至清廷解体依然存在。

而后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明确提出三变说：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今外洋机器，一人常兼数人之功，一日能作数日之事，则真生众食寡、为疾用舒矣。从这些代表性学者的论述中可见，对清代学术的划分主要是三期说和四期说，后者较之前者主要的不同是更为关注明清之际这一阶段，意在为清代学术的发生厘清源头。稍晚的钱穆则将清代学术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晚明诸遗老时期。

缘于其（王阳明）与朱子抵牾处，总在《大学》一书，故《大学》遂成为宋明六百年理学家发论依据之中心以及理学发展的风向标与晴雨表。而随着阳明心学的崛起，古本《大学》开始与今本分庭抗礼，并在明清之际回归原典运动的刺激下，古本《大学》引起广泛的关注，发生前述的《大学》璧回《礼记》的学术现象，成为乾嘉汉学兴起的一条主要线索。

揆诸史料，应该说祝允明是较早发出《大学》重返《礼记》的学者，然囿于朱子学的强势地位，祝氏这一主张虽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影响，但其所涵具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而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而言，清代的《大学》诠释史在轮廓上与梁启超、王国维所论保持一致，在学术主旨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清初主要是回应朱、王之争，中期随着王学的衰熄，旨趣转变为汉、宋之争，而晚清则经世致用特征明显，显豁出王国维所谓的新。

众所周知，孔子并不讳谈财利，而是主张取之有道，后宋明理学拔高义，致使谈利色变。敬峰（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进入专题： 清代 大学 。

皮氏这一论断大致是把握住了清代学术的主流特征。在清代《大学》诠释史上，如此事例不胜枚举，他们的诠释已经不同于其他断代学者那仅仅关注个人的德性成就，而是转向到外部经世济民上来。但无论何者，清代学术特征的变化用梁启超的三变说较为清晰和准确，故本文此处采纳梁启超之论。王国维则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

经世致用取向明显 康有为说：夫内圣外王，条理毕具，言简而意赅者，求之孔氏之遗书，其惟《大学》乎？康氏此言不虚，道出了《大学》所涵具的内圣外王的特质而在朱子这里，道心虽然来源于性理之净洁空阔底世界，但它本身便是感性的，因而是现实地实践的。

但无限心的神感神应与此根本不同，它只是知体自身的显发明通，此时物的显现与存在皆是知体明觉使之显发明通、使之存在。（《正蒙·大心》）都不是将良知良能之心看作最后的本体，而是将天看作良知良能的来源。

正是因为无形无极，不着物相，甚至不着心相，所以此理才得以至实至善，所谓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近思录》卷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朱子语类》卷一）如若心不能呈现其主宰性，而为外物所陷溺的话，那么性理也就必然被遮蔽。